在中国历史上,朱元璋和刘邦一样,都是从社会最底层的“布衣”成为最高统治者“天子”的。因为出身相同,朱元璋起事后,在李善长等人的指点下,行事多模仿刘邦。但两人有一点极不相同,刘邦不喜欢儒生,儒生去见他,他把人家帽子解下来撒尿,张口闭口就骂他们是“竖儒”;朱元璋则每攻打下一个地方,就寻访当地着名文士,千方百计延聘、征召至幕下。
在与这些文士朝夕交往中,朱元璋凭着天资过人与勤奋好学,居然从一个识字不多的半文盲,逐渐变成一个提笔就能赋诗作文的人。令人好奇的是,他的文才究竟如何呢?
朱元璋“兼全文武”,有《明太祖集》20 卷传世,其中除了应用性质的行政公文如诏、制、诰、敕等之外,还有不少记叙、议论文字以及诗赋,文之众体俱备。这些文字,自然免不了宋濂、刘基等词臣润色之处,其中很多文字乍一看上去和饱学宿儒、文学俊秀之作几乎毫无分别。但是文集中一些粗枝大叶、浅俗雄直的文字才更能体现朱元璋的本色。
《明太祖集》卷十四有《皇陵碑》一文,记叙的是朱元璋的艰难身世,在回顾往日艰辛时饱含感情,绝非儒臣代笔的粉饰之文。例如记叙他栖身的寺庙解散后,他不得不托钵流浪,形同游丐,“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佒佯(“佒佯”是朱元璋自己造的词,“佒”指身体不舒展,佝偻着背;“佯”,指徘徊)。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
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这段文字极具感染力,可是读者如果对文字本身细细体味,不难发现朱元璋虽然很恰当地用了文人常用的“猿啼”、“鹤唳”、“飞蓬”等意象,辞气却仍然缺乏老练文人笔下常见的整齐与流畅。最后一句用“滚滚”修饰“沸汤”,顿时露出浅俗本相。整篇文章虽然粗枝大叶,但叙事明晰,更兼通篇用韵、贯注而下,因此粗服乱头亦显雄豪之气。
皇陵碑
如果说朱元璋写《皇陵碑》这样的文字还有点勉为其难的话,那么他写《谕西番罕东毕里等诏》这类的文字就显得当行本色多了:
奉天承运的皇帝,教说与西番地面里应有的土官们知道者,俺将一切强歹的人都拿了。
俺大位子里坐地,有为这般上头诸处里人,都有我行拜见了,俺与了赏赐名分,教他依旧本地面里快活去了。似这般呵,已自十年了也。止有西番罕东毕里、巴一撒他每这火(同“伙”)人,为甚么不将差发来,又不与俺马匹牛羊?
今便差人将俺的言语去开与西番每知道:若将合纳的差发认了送将来时,便不征他;若不差人将差发来呵,俺着人马往那里行也者。
教西番每知道:俺听得说,你每释迦佛根前,和尚每根前,好生多与布施么?道那的是十分好勾当,你每做了者,那的便是修那再生的福。有俺如今掌管着眼前的祸福俚(同“哩”),你西番每怕也那不怕?你若怕时节呵,将俺每礼拜着,将差发敬将来者,俺便教你每快活者,不着军马往你地面里来,你众西番每知道者。
明朝疆域图
诏书是用浅俗的白话写的,有很多语气词,读起来和元杂剧里的说白并无二致,结构安排上却层次井然。全文犹如“吓蛮书”,态度强硬,语气狂横,有帝王君临天下的气势。西番国家听了这道诏书后,纷纷表示臣服大明。
朱元璋类似的文字,我们在《戒庵漫笔》卷一《半印勘合户帖》里也能读到:“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户口不明白哩。”实际上,朱元璋还曾有意在行政公文写作上推广这种文风。朱元璋规定,“告谕臣下之辞”以及臣下进的“表笺奏疏”,不许再用骈体文,要用简古质实的文字,以求明白晓畅。
朱元璋的诗歌,大多极力追随文人传统意趣,偶尔也有稍佳之作。但最能体现朱元璋特点的,是那些不假雕琢、放笔写去的诗歌,它们往往于粗豪中见天然野趣。例如《明太祖集》卷二十《咏菊花》:“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
此诗通过咏物来抒怀,心气极高,虽然是脱胎于黄巢《不第后赋菊》一诗,但比起原诗来更为直露,也更显得杀气腾腾。诗中满是粗豪之气,倒也符合作诗者的身份。作为一位平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从半文盲到略通文墨,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与诗作,也实属不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