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府三杰
1861年8月21日,咸丰帝病逝,年仅六岁的载淳继承皇位。两宫皇太后与恭亲王奕訢联手发动宫廷政变,清除以肃顺为首的“赞襄政务大臣”集团。
两宫垂帘听政后,慈禧一改咸丰帝慎用汉族将领的成规,上台仅十二天,就任命曾国藩统辖苏、皖、赣、浙军务,四省所有巡抚、提督、总兵以下各官,均归其节制。两个月后,又加赏协办大学士衔,使得曾国藩成为清朝立国两百年以来外臣权位最高者。
位极人臣,曾国藩在感到惊喜之余,更多的是疑虑与担忧。“皎皎者易污,峣峣者易折。”虽身居高位,他没有半点自傲自大,反比过去更加勤勉谨慎,唯恐无意间招致祸患。
曾国藩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当时就有不少清廷权臣向慈禧进言:“楚军遍天下,曾国藩权太重,恐有尾大不掉之势。”
1864年7月19日,曾国藩率军攻入天京,失去控制的湘军士兵为报久困城下、死伤惨重之仇,他们逢人便杀,遇财就抢,见屋即烧。与清朝整整对峙长达十一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心脏之所在,就这样成为湘军的一处发泄之地,人性之恶如一头肆虐的恶魔横行无忌,昔日的繁华都会惨遭荼毒,顿时变成一片废墟。
天京陷落,也就意味着剿灭太平天国的目的业已实现,曾国藩的“事功”也由此而达至峰巅。本该扬眉吐气、高兴陶醉的他,却面临着一连串新的操持、疑惧、忧心、困惑与烦恼。
攻克天京,原以为清廷会加功封赏,而实际得到的却是接二连三的严责与警告。如果说口头的或书面的指责尚能忍受,而军事上的防范之举却令曾国藩怎么也不能接受。
就在湘军合围天京之时,清廷以种种借口调动其他军事力量,在长江中下游屯兵布防:僧格林沁屯兵皖鄂交界之处,冯子材、富明阿把守镇江、扬州,官文驻扎武昌。清廷意图昭然若揭,针对的已不是太平军,而是对清王朝忠心耿耿的曾国藩了。一旦湘军轻举妄动,就会遭到其他清军的围攻。
不仅如此,清廷还暗中支持左宗棠的左系湘军脱离曾国藩,与其分庭抗礼,以收内部瓦解之功。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历史常以惊人的相似重演过去的一幕幕悲喜活剧,达至事业顶峰的曾国藩同样不得不面临中国古代历史的盲点与困局。
摆在曾国藩面前的路无非三条:一、起兵反叛清朝,问鼎中原;二、保持实力,维持现状;三、裁撤湘军,自剪羽翼,以明心志。
此时的曾国藩如若反戈一击,只要他打出“驱除鞑虏,恢复汉人江山”的旗号,草拟一封类似于《讨粤匪檄》的檄文,振臂一呼,必能收到豪杰景从,天下归心之效。
他麾下所统湘军约十二万人,是一支能打硬仗恶仗,且只忠诚于曾国藩的带有私人性质的军队,清廷没有任何一支军事力量能够与之抗衡争锋。那些驻扎四周的防范力量,除了激怒他外,根本起不到威胁震慑作用。曾国藩只要愿意,兵锋所指,不是归附,就是溃败。
就当时格局、势力而言,一批因湘军而崛起的湖南精英纷纷出任封疆大吏,以曾国藩的模式执掌地方军政大权。
就在曾国藩攻克天京的前一年,即同治二年(1863),全国总督八人,由湘军将领出任者三人;全国巡抚十五缺,湘军将领任有七缺;曾国藩所辖江、浙、赣、皖四省,其中江、浙二省富甲全国,根本不必为兵饷、粮饷而担忧。如果将这些间接的、隐性的力量计算在内,曾国藩实际上已据有清朝半壁江山。
友人、幕僚、部将开始以各种形式劝说曾国藩了。
晚晴群臣图
要说龙袍加身对他没有半点诱惑,肯定是一句假话。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国人内心深处都有着浓厚的帝王思想,只是有人表现得十分强烈,有人沉隐于潜意识之中。
一生谨小慎微、临事如履薄冰的曾国藩,犹豫再三、权衡不已。当初出山的目的是什么?不仅仅在于为清廷效命打江山,而是恢复中华传统文化,也就是两千年来一以贯之的儒家主流思想。
作为理学家的他,曾以要挟咸丰帝、伸手要官要权而遭到多方攻诘,如果再行起兵,不更将自己推向不忠不义、虚假伪善的境地吗?曾国藩当初出山想得最多的,是为道义而战,为使命献身,没想到还真的修成了正果。人要知足,位极人臣,更复何求?“尔的官是做不尽的”,想到祖父的训诫,他知足了。
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能进能退,见好就收,方为上人。况且起兵反清,也是一桩冒有极大风险的“活路”,弄不好会惹来杀身灭族之祸。即使成功登上九五之尊,又得经历一番战乱,导致生灵涂炭。他对湘军攻入天京后烧杀掳掠的残忍暴行一直负疚于心,认为这支军队已失却当初的朝气与血性,变得暮气深重,无以约束。
特别是攻下天京,已是大功告成,将领升官,士兵发财,人心思归,谁还愿意继续卖命?加之湘军内部,除嫡系十二万外,又分出了李鸿章的七万淮军,左宗棠的五万左系湘军,如若起兵,他们会不会像太平天国那样,重演内讧的血腥惨剧?
更何况,当皇帝有什么好处?得利者自然是曾氏家族,可后代只要有本事,犯得着先辈为他们捞取吗?历数各朝皇族,一遇改朝换代,没有一朝后代得以善终。表面看是为后代争利益,实则是贻害后人。
其实这都是曾国藩的个人谨慎考虑,湘军如若知道要进军中原攻打北京,只要曾国藩稍加鼓动,肯定会比过去更为凶猛。
他还没有鼓动,这天晚上,刚审完被俘的李秀成进入卧室休息,就有三十多员湘军将领集于前厅“逼宫”,要求曾国藩接见表态,打到北京夺下“鸟位”。
他良久不语,后命人取来纸墨,写上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就在众人呈出咋舌、叹息、摇头、颔首、呆然等各种表情之时,曾国藩早已掷笔而去。
李秀成被俘后,面对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他始终坚贞不屈,算得上一条铮铮汉子。可曾国藩一来,情形就急转直下了,他不仅每天撰写被人讥称为投降书的《自述》,还向曾国藩表明心迹,愿收罗三十多万太平天国余部,听命于曾国藩,为他推翻清廷当皇帝效犬马之劳。
然而,曾国藩放弃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改朝换代的机会。
这不能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华夏民族也因此而失去了一次难得的超越自我、超越历史,追赶世界发展潮流、融入世界先进文明的复兴机会。
湘军挥戈北向,曾国藩取代清廷,以他的睿智和开放,洋务运动必成正果。因属汉人坐江山,国家政体极有可能很快转向英国似的君主立宪。退而言之,起码不会有义和团的极端排外,不会有慈禧太后歇斯底里地向世界各国宣战,不会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而日寇的两次侵华史也得重新改写。
曾国藩以全身保家之务,维护了自己的道学尊严,由此而获得了文韬武略、全始全终、圣贤完人之类的美誉,却置天下百姓于不顾,最终丧失了国家的利益与民族的尊严。
如果从宿命的角度而言,这便是华夏民族的劫数——所谓在劫难逃也。
当然,如果曾国藩推翻了满清王朝,那也就不是历史的曾国藩,不是我们今天所知道、认识、评说的曾国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