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乾隆执政的63年中,作为一个封建皇帝,他也算兢兢业业了。但从人文角度上讲,有些事情他做的比较过分,其中文字狱就是最典型代表。
乾隆朝文字狱
在那段号称“盛世”的时间里,上演了一出影响巨大的思想钳制运动。不但把科举考试弄成了乌烟瘴气,民间的遗书也烧个干干净净,在文字狱方面更是集百家之大成,数量达130余件,比全中国其他皇帝搞得文字狱总和还要多。
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开始,文字狱在中国由来已久,并不是清朝的发明,清朝的文字狱也并非只是乾隆在做。但乾隆当政期间,文字狱之频繁,不仅在有清一代,在整个中国古代堪称空前绝后,而乾隆手段之恶辣和苛刻,恐怕连他的父亲雍正在内的所有专制帝王都相形见绌。
乾隆一生究竟制造了多少起文字狱,这很难统计。不过,在他统治中国的60余年间,有案可查的文字狱至少在130以上,比起康熙朝不超过10起,雍正朝不超过20起来说,数量上急剧增加。
清朝文人
有一种观点认为,乾隆朝没有大规模的文字狱,镇压、屠杀范围也没有康熙、雍正那样广,这话不无道理。
像《明史》狱、《南山集》案和吕留良案那样的大案在乾隆朝的确没有。乾隆在统治手法上讲究“宽严相济”,反映在处理文字狱案时,一旦收到杀人立威的效果,就总是把“不为已甚去已甚”之类的话挂在嘴边,表示自己并不想把事情搞大。
如果说康熙朝针对知识分子,雍正朝喜欢杀一儆百,那么乾隆是把矛头指向了全社会,而且手段极为严厉,他大力强化对思想意识的控制,于是在全国雷厉风行开展查办禁书运动,所查禁书范围之广、年代之久,是历史上少见的。
比如江南名儒沈德潜一案,曾经名噪一时。
沈德潜,乾隆朝五大词人之一,中举后十年之间就入值军机。他退休后还赠了太子少保,从一品。可以说是荣耀至极。但就是这个少保死后不到一年,就因为查出来他的诗集里有几篇他给乾隆当枪手写的诗,还有若干牵强附会的“反诗”而遭到清算。
清朝文人
沈德潜因写过《咏黑牡丹》诗句“夺朱非正色,异姓也称王”,被指为大逆不道,当时沈德潜已死,却也被“革其职,夺其名,扑其碑,毁其祠,碎其尸”。像沈德潜这样的宠臣尚且如此,下面的普通官僚百姓就更在劫难逃了。
翰林胡中藻一句“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认为这是诽谤清朝,将胡中藻灭了族。
江苏东台的举人徐述夔去世后,其子为了纪念亡父而刊印《一柱楼诗集》。集中有诗句“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被指用“壶儿”喻“胡儿”,认为是暗指满清。还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被乾隆认为是“显有兴明灭清之意”。结果徐家不是被杀就是被充军,还株连了许多与徐家有关的人。
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文字狱的数量、持续时间、受株连人数都为历代之最,造成的恶果可想而知。
四库全书
首先是知识分子不再“知识”了。
由于文字狱过于严酷,许多文人“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就犯忌,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
不少知识分子纷纷立下“不当烈士当犬儒”的座右铭,中国文化人的气节每况愈下。难怪鲁迅说《四库全书》不仅藏在内廷,而且“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作者里面,也曾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是中国古代文字狱的空前高峰,文字狱禁锢了文人的思想,导致当时思想上,文化上万马齐暗。
其次,乾隆年间修的《四库全书》,更是对已有文献“清查”得彻底。
全国的藏书都被借调,进行全面检查。不仅将不利于满清的文献史实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
四库全书
很多私人藏书以修《四库全书》之名“借调”中央后,就此“黄鹤一去不复还”。查缴禁书竟达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
历史学家吴晗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华本土湮灭了二百多年,此后才从日本找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