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崇祯从哥哥手里接过大明江山的时候，王朝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内忧外患的危局使在位的崇祯皇帝像热锅上的蚂蚁。
当时大明王朝的态势是这样的：清军接连占领了山东、河北的许多州县；张献忠一路沿湖北、湖南夺关占地，准备全面占领四川；更严重的是李自成已西进潼关，占领西安，控制了西北，整顿兵马要直取北京，大有称王建国之势。
国家社稷危在旦夕，如果此时的崇祯皇帝权衡利弊，当机立断，迁都南京，以期卷土重来，或许尚可保住江南的半壁江山，明朝也许不会这么快就灭亡。但是崇祯皇帝却迟迟犹豫不决，坐以待毙，以至断送了大明江山，自己也落得个吊死煤山的可悲下场。
令人疑惑不解的是首先提出南迁的不是别人，正是崇祯皇帝本人，那么他为什么又迟迟不肯南迁呢？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四，崇祯皇帝急召大学士及首辅陈演、魏藻德、丘瑜等大臣到御书房议事，讨论兵部给事中吴麟征、陕西总督余应桂和蓟辽总督王永吉三人提出的速调吴三桂入京勤王的三道紧急奏折。
这本是一个拯救危亡的折中方略，虽然不得不因此放弃山海关，但能避免京城落入李自成之手。然而，崇祯皇帝却踌躇再三，不能当机立断。面对外患，如果弃地守京，就会落下丢失国土的千古罪名；面对内忧，坐以待毙，又会蒙受失政于寇的奇耻大辱。
这个两难的选择让崇祯犹豫不决，他一心想做位名垂青史的圣君，这种失地失国的重大罪名崇祯是不愿意去承受的。他把这个皮球踢给了大臣们，试图让大臣们正式提出建议，然后他再顺水推舟做个表态，免得承担责任。
可是，这些长期生活在崇祯身边的大臣们都不是省油的灯，他们心里跟明镜似的，早就看透了崇祯心里打的小算盘，竟无一人站出来表态。
崇祯一见是这个结果，最后只好决定：“早朝廷议公而决之”。正月初九的早朝上，群臣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莫衷一是。一派主张弃地守京，另一派主张决不弃地，结果相持不下，不欢而散。
那么主张不放弃一寸国土的臣子们，真是心口如一誓死报国的忠臣吗？
其实并非如此，当时的内阁首辅陈演就怀着不可告人的心思。他想：如果自己当廷表态不弃国土，日后就逃脱了丢失国土的罪名。他后来不公开反对“弃地守京”，则是遵照崇祯皇帝的心思。
另外，说不定有朝一日朝廷秋后算账，这个刚愎自用又心胸狭窄的皇帝为了开脱自己的罪责，会找一个丢失国土罪名的替罪羊，所以他陈演最好是明哲保身了，其他人也不例外，都是抱着这个想法。
此前崇祯曾与周延儒秘密商议“南迁”，并叮嘱不得泄露消息。但这时崇祯已经认识到，即使放弃国土也难保京城，大敌当前，应当效仿晋、宋南迁，以后再图恢复北方，以缓解目前的危急。实事求是的说，这个消极的应对策略是当时确保朱明王朝的可行方案。
但是，崇祯的心里却顾虑重重，认为南迁是丢弃宗庙社稷的大罪，比“弃地守京”更甚，他实在不愿意承担这个千古骂名，于是南迁这个方案被搁置在了一边。
同年三月初，李自成的农民军势如破竹，攻克了宁武，明军一败涂地，京城已经岌岌可危，崇祯又连夜召诸大臣商议对策。这时，李明睿奏清南迁。崇祯心想，要是没人反对，他就可以下决心南迁了。
而左都御史李邦华居然提出，皇上应该守京城，让太子下江南。崇祯见自己的如意算盘被打乱，便怒斥道：“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孩子家做得什么大事？”众人顿时吓得哑口无言。
其实人人心里明白，皇帝自己本想难逃，却非要大臣说出来，死要面子。大臣们又一想，如果皇帝南迁，一些大臣便会留在京城辅佐太子，变成替死鬼；而那些随驾南迁的人，一旦京城失守，说不定也会因为力主南迁而替人受过，这实在是个两面不讨好的苦差事。
然而，崇祯却不知道大臣们心里的想法，见没人表态，结果大家议来议去，还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到了最后，也只是下了个“入京勤王”的圣旨，等待各路大军来京护驾。
但是，此后的几天，勤王的军队没到，告急的奏折如雪片一样飞来，这个时候，也许是崇祯南迁的最后时机了，如再犹豫就无可挽回。但是死要面子的皇帝不肯开口，明哲保身的臣子沉默不语，南迁之事就此中断，农民军占领北京已成定局。
在大明生死存亡的时刻，崇祯皇帝最缺少的就是他先祖的那份魄力和胆略，而满朝重臣最缺少的是于谦那种忠君爱国的大义凛然之气，这个王朝就是在议论、你推我就之中覆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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