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总是习惯将李鸿章和伊藤博文进行对比,这两人处于同一时代,却遭受截然不同的命运,这不仅与二人在思想上的差距有关系,更与当时日本与中国的国家环境息息相关,就像伊藤博文对李鸿章说的:我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伊藤博文痛哭李鸿章
1909年10月,伊藤博文再次来到了中国东北,此次他已不能与李鸿章会面。1901年9月7日,油尽灯枯的李鸿章在代表大清与11国签订《辛丑条约》后,“痰咳不支,饮食不进”,最终留下“外修和好,内图富强”的遗愿离世。
但伊藤并没有忘记这位老对手兼老朋友,在10月23日与东三省总督锡良的奉天会谈中,他又提到了李鸿章:“我于贵国大计,用心筹划,不自今日始。溯自光绪十一年(1885年),即与李文忠(李鸿章)相见,切告以两国关系,贵国总须力图变法自强,方可共保东方之和平。披肝沥胆,力为陈说,文忠颇以为然。
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又游贵国,晤见北京亲贵大老,告以亚东之大势,两国之关系,贵国极宜变法图存,方能有济。当时诸亲贵大老咸以为然,允为变法。不意未尝实行,以至于今日,我甚惜之。
现在贵国方悟非变法无以图强,近年来始行新政,我甚愿贵国事事求根基稳固,政府须担责任,行政机关务求组织完备,万勿半途中止。竭力前进,犹恐或迟。我两国利害相关,贵国如能自强,则日本之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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