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暖忻《青春祭》
谢飞、吴贻弓、吴天明、张暖忻、黄健中......中国的“第四代导演”,大多数于60年代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但真正开始在创作上崭露头角则是70年代后期。几近不惑之年的“第四代导演”,一旦冲出起跑线,便显示出稳健的创作实力和持久的艺术后劲。
他们以开放的视野,吸收新鲜的艺术经验,不懈地探索艺术的特性,承上启下,力图用新观念来改造和发展中国电影。也正因为如此,“第四代导演”更加关心国家的前途,关心民族的命运,关心人民群众的生存状态。由此,也诞生了一系列中国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吴贻弓《城南旧事》
张铮、黄健中《小花》
谢飞《本命年》
谢飞表示,八十年代,是他们眼中的黄金时代。这是中国文化思想开放的黄金时代,也是文学艺术的黄金时代。在整个社会观念中,电影还是一种思想文化产品。那时候,国家对真正的电视剧还没有太多接触,于是去电影院看电影是各个年龄段的中国家庭的首选。
所以中国的观影人次曾让世界叹为观止,1980年293亿人次。也就是十亿人口,每人每年观影29次+。可能,那是无法回归的大影院时代。那个时候的电影院,都是大厅式的,一个厅坐了成百上千人,都是满座。
“我23岁从电影学院毕业,一毕业‘文革’就开始了。1976年, ‘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整个电影界的思想还是被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左右。”直到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世。
谢飞表示:“实践检验它是不对的,我们就应该否定它。为什么要改革开放,改革就一定要破旧,树立新的理念。”
电影艺术上也是一样。1979年上映的《小花》,不仅用黑白和彩色分别表示过去和现在,运动镜头也特别多;更重要的是,它写革命战争,不再像过去那样歌颂革命先烈,而是写人情,写姐妹情,兄妹情,让革命主题,有了情感的传达。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整个社会都在不断地进步和变化。1979年,吴天明、滕文骥执导的《生活的颤音》上映,上演了一次轰动社会的银幕接吻。
《大众电影》曾经登过一张《水晶鞋与玫瑰花》的接吻照,引起了轩然大波。收到了一万两千多封读者来信。“社会主义杂志怎么能够刊登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有辱斯文!不健康!”
有人说,八十年代是理论和创作最紧密结合的一个时代,创作人员如饥如渴地学理论,看全世界的作品,然后再创作。谢飞表示,过去的电影受传统戏剧和文化的束缚太多,特别是在器材方面的限制。它要使用灯光拍摄,以台词为主。所以也一度被称为戏剧电影或者电影化电影。
张暖忻的《沙鸥》讲述了中国女排主力队员沙鸥备战国际锦标赛的故事。
影片中,张暖忻启用非职业演员并要求演员不化妆,使用自然光线,追求真实效果。此外,拍摄中还使用了很多长焦镜头、变焦镜头、升格拍摄,对于当时的电影人和电影观众而言,很新鲜。
尹鸿表示,艺术创新的意义,就在于它提供了影像本身。创作者可能没有刻意地去传达什么意识或者思想,但影像的丰富性会传达给出更新的意义。
终于可以开始讲到谢飞导演的作品了——《湘女萧萧》。20世纪初,中国湘西偏远山村,12岁的萧萧嫁给了比自己小很多岁的丈夫。
六年时光过去,萧萧长工花狗萌生爱情,并怀孕了。
胆小害怕的花狗不辞而别,萧萧得到了家人的宽容生下了儿子。又十年过去,萧萧也为自己的儿子迎娶了年长多岁的媳妇。
该片根据沈从文的原著小说《萧萧》改编,并荣获1988年法国蒙彼利埃国际电影节金熊猫奖、1988年西班牙圣赛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堂吉诃德奖。
八十年代中期,大学里掀起了沈从文热。在拜访沈从文的过程中,谢飞发现了沈从文在1929年写下的这个故事。故事表现了封建社会带给每一个人的根深蒂固的影响,直到今天,依然存在。所以,谢飞要把它拍出来。
“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结婚了,丈夫只有两岁。女孩子到了青春期,跟长工发生恋情,是女孩在那个年龄阶段所萌生的正常的情欲,但被扼杀。所以,电影中必须要表现情欲的产生和爆发。这不是猎奇,而是故事所必须的。”
影片中有一个非常突破禁锢的点,就是,裸体。以此表现寡妇巧秀娘与铁匠相好被人捉奸的剧情。谢飞问过沈从文,寡妇如果做了丢脸的事,一定要被拉去裸体游街吗?沈从文说,是,因为她做了不要脸的事情,所以就要丢尽她的脸,把她扒光。
1929年,一位20岁的青年作家,敢于把真实写出来;而到了1980年代,电影却还不敢拍出来。谢飞拍了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让演员穿着衣服;第二个版本,让替身穿着肉色的紧身衣,拍一个全景。但最后,谢飞还是在电影学院的院子里,找了美术系的人体模特,拍了近景。
这是一次突破,但这次突破,其实也源自于文化的思考与反思。“我们一定要表现真实,真实的人性美丑,真实的复杂社会。”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年轻的“第四代导演”,愿意并且积极主动地接受外面的新生事物。谢飞说,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西方电影,让他知道了什么是生活流、意识流,了解了一些有鲜明特色的电影流派。
谢飞表示,自己这一代人,是在最传统的教育下长大的,中国的现实主义传统,前苏联的社会主义传统,在他们身上的烙印很深。而“第四代导演”身上的烙印,又踏踏实实地印在了“第五代导演”身上。
“他们为影坛带来了一种电影语言的新风,特别是在视听的表现上,把很多规矩的东西都突破了。”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在1988年,获得了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成为首部获得此奖的亚洲电影。
听说,在柏林电影节公映的时候,德文字幕和台词之间差了一分钟,完全不同步,观众根本不知道电影中的角色在说什么。但即使是听不太懂,也被电影的色彩和画面,吓得目瞪口呆。“这是我从来没看过的,最像电影的电影。”有观众这么说。
谢飞认为,“第五代导演”在视听上,比第四代走得更远。尹鸿表示,其实《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湘女萧萧》,在某种程度上,主题是贯穿的,只不过前两部表达得更强烈。一代更温和,一代更强烈,这恰恰是横亘的一根桥梁,带动整个中国电影的变化。
2016年,谢飞去往拉美,走了四个国家。他发现,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或者更小一点的人,包括电影学校的老师,印象最深刻的一部中国电影,是《黄土地》。
也正因为如此,谢飞才更深刻地体会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电影的发展实质上搅起了中国文化浪潮,整个世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电影。“非常有幸,遇到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我要拿出像样的作品来,才能够把这个时代记录下来,并流传下去。”
谢飞说:“是改革开放挽救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艺术生命。整个社会在改革开放,我们每个人跟着改革开放,不断学习,不断更新,不断提高。不要觉得改革开放是领导的事,我们自己都没责任,尤其我们搞艺术创作的人。你自己不革新,不开放,不改革,不去掉落伍的思想,是不可能的。”
谢飞也期待,今后的电影业,继续改革,不能满足于现状,千万不要以为,现状就是绝对的真理,现状就是最好的方法。
过了古稀之年的谢飞,拿过了导演奖、教育奖等各类奖项之后,开始向电影评论进军了。
谢飞在网上记录自己看过的电影,并发表评论,一下子成了网红。他说,现在的人们都是看网上的评论,专业也好,非专业也罢,网络影评的力量是不能忽视的。这样看来,完完整整经历改革开放40年的谢飞,依然还在身体力行地践行着他个人的,改革,和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