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7月奉调回国的周恩来，9月抵达广州。虽已与邓颖超在书信中定情，但归国半年却一直不曾有机会同邓颖超见上一面。1925年1月，周恩来托北方区委委员高君宇给远在天津任C.P天津地委妇女部长的邓颖超带去一封信，表达思念之情。
1925年8月初，21岁的邓颖超只身从上海来到广州。
5年未见的恋人应自己的呼唤而来，然而广东区委正全力领导省港大罢工，周恩来无法抽出时间去码头迎接自己的恋人，只好委托秘书陈庚拿着邓颖超的照片去码头上接。可拥挤的人群还是没有办法让邓颖超见到陈庚。人生地不熟的她只能照着通讯地址摸索着找到周恩来的住处。
爱情关系是自己决定的，婚姻大事周恩来和邓颖超也不准备举行什么仪式，一切从简。但黄埔军校的许多同事知道了这件事，非要见一见新娘子，并且闹着一定要他们请客。于是，8月8日，由周恩来的入party介绍人张申府在广州北京路上的太平馆二楼请大家吃了一顿西餐便饭。这顿西餐便饭于是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宴。不过，参加婚宴的人当中倒有不少当时和后来颇为知名的人士，他们当中有国民party人邓演达、何应钦、钱大钧、张治中等，还有Communistparty人恽代英、陈赓、张婉华等。刚到广州的李富春和蔡畅也急急赶来参加。婚宴上，大家纷纷向这对新婚夫妻敬酒，周恩来那天整整喝了三瓶白兰地，以至于喝得酩酊大醉。
相恋六载，分别五年，如今，志同道合的战友终于结为伉俪，此时，该是怎样的心情？也许，只有喝个醉，才更能表达出他内心无法言说的幸福和喜悦。
婚后第二天，周恩来继续忙于指挥省港大罢工，而邓颖超则服从组织的安排，到C.P广东区委上班。革命的道路势必充满险阻。1927年的4月，中国大地风云突变。国共两party因蒋介石背叛革命而突然交恶。
奉命调任C.P上海区委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在短短3个多月的时间里，成功组织和领导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而就在他全力组织工人抗击着蒋介石的血腥镇压，经历着革命的险境时，他的妻子邓颖超则在广州一家德国人开办的医院里面临着一场痛苦的难产，经历着另一种人生的险境。这应该算是她和周恩来的第二个孩子。
在这之前，也即他们婚后不久，邓颖超就发现自己怀孕了。考虑到周恩来工作太忙，而自己刚刚调到广州工作，任务也很重，没有时间生孩子，就私自做主，喝汤药把孩子打掉了。因为堕胎没有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喝下汤药后，又引起大出血，差一点危及生命，邓颖超受到了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周恩来责备她不应该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完全对立起来。孩子没有罪，革命者的孩子也有生存的权利。
邓颖超知道周恩来喜欢孩子，她满心想把孩子生下来。但是，谁知肚子里的孩子体重超过了正常标准，她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夜。当时的妇产医院还不能施行剖腹产手术，只能用产钳将婴儿从产道强行拉出。结果，孩子头颅受到严重损伤，生下后，还未能在大地上留下脚印，便不幸夭折。
这次难产的代价过于沉重，它不仅给邓颖超的内心造成了极度的痛苦，而且彻底损伤了她的身体。她从此失去了生育能力。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周恩来并不脱俗，也不寡情，他也是十分希望家有后人，代代相传的。但是，当他得知自己这一生将不会再有孩子后，他坦然地安慰邓颖超：“没孩子就没孩子吧。”
没有亲生孩子的他将把普天下的孩子都当作是自己的孩子。他这一生，注定要把爱洒向更多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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