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过三国时代，而朝鲜也有过三国时代，而且这三国从我国的西汉宣帝时开始一直打打停停，直到唐高宗时才彻底结束，时间长达700多年。
朝鲜的这三国分别是：高句丽、百济、新罗。其中高句丽居朝鲜半岛北部，实力最为强大；百济占据西南；新罗占据东南。其中高句丽源自于中国的少数民族政权扶余国，而百济又源于高句丽，新罗则由朝鲜半岛土生土长的三韩人建立。
这三国之间的敌友关系在历史上曾多次演变，比如新罗曾和高句丽联合一同攻打百济。百济势单力薄，就跨过大海找到了当时还未改名日本的倭国，找外人来和新罗、高句丽相抗衡。
后来高句丽仗着自己最强，又惦记起新罗的地盘。后者无奈，只得和昔日的百济联手。但双方合作的好景不长，在李世民父子结束了隋末大乱，建立了新兴的大唐后，新罗也学起了百济，将大唐视为外援，又是称臣又是进贡，终于得到了一座比倭国坚固百倍的靠山。百济呢因为好容易抢来的汉江被新罗横刀夺走，心生怨恨，便又一次联合高句丽，与新罗为敌。那叫一个乱呀！
但三国之间的关系无论怎么乱，百济与倭国的关系一直保持良好。后者原本蜗居于岛国之内，能有幸被“邀请”参与到大陆上的国家纷争，狠狠刷了一下存在感，所以对于自己的“小四”角色很是上心。
起初，唐朝与高句丽、百济之间的关系还是基本以和为主的。这是因为时任高句丽国王高建武对唐朝的实力有着清醒的认识，主动服软示好。可惜的是，他这颗清醒的头脑在一场政变中，被手下大臣盖苏文砍掉。后者可不管什么大隋大唐，只想一心成为朝鲜半岛上的霸主，于是联合百济使劲欺负新罗。
新罗不得已，只得向唐太宗求援。唐太宗先进行调解，但盖苏文充耳不闻。于是，唐太宗于贞观十九年和贞观二十一年两次攻打高句丽，迫使高句丽派遣王子高任武到长安谢罪。原本唐太宗还计划于贞观二十三年调集30万大军，准备一劳永逸地消灭高句丽，只是由于他不幸过世，才使高句丽躲过一劫。
唐高宗李治上台后，继续着手对付高句丽和百济。不过他的策略与父亲李世民大为不同，而是接受大将刘仁轨的建议：不再一味地从陆地推进，主攻实力最强的高句丽，而是从海路出击，联合新罗先消灭实力相对较弱的百济，让高句丽腹背受敌，然后南北夹击。
显庆五年（660年），唐朝委任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领13万大军横渡黄河。唐军与百济国都泗沘城城下展开决战，斩首百济军万余人。此后百济义慈王、太子扶余隆和各地将领相继投降。百济第一次灭亡。
百济虽然亡国了，但百济将军义慈王的堂弟扶余福信与和尚道琛等人不甘心失败，他们趁唐军主力回国，一面聚众坚守周留城，一面向老朋友倭国求救。很快百济的西部各城纷纷响应，支持尚在倭国当人质的王子扶余丰为王。
唐高宗大怒，任命刘仁轨为检校代方刺史，率领唐新联军再次攻打百济。这时，刷够了存在感，想正式进军大陆的倭王齐明帝率领数万大军准备登陆百济，与大唐一决雌雄。不料却出师未捷先驾崩，死于九州朝仓宫。其子大中兄接任，称天智帝。这位天智帝没老爹的气魄，而是任命阿云比罗夫为前将军，阿倍引田比罗夫为后将军，由他们率军登陆百济，并将扶余丰送回百济。大唐与倭国的正面对决不可避免了。
龙朔三年（663年）8月，刘仁轨率唐朝、新罗联军战船共计170余艘首先来到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不久，倭国、百济1000余艘战船也浩浩荡荡赶来，双方于8月27日正式开战。这一战倭国、百济联军共派出42000人，而唐军只有13000人。
唐军虽然船少，但船身巨大，船体坚固。倭国之前从没见识过唐军的厉害，竟然自不量力划着一堆小船主动发起进攻。刘仁轨充分利用了大唐战船体量上的优势布下埋伏圈，引诱我国所谓的海军前来进攻。不知天高地厚的倭国海军以为唐军不堪一击，一股脑儿钻了进去。刘仁轨抓住战机，迅速变换阵型，分出左右两队，像一只大铁钳一样将倭国战船团团围住。
后面的战斗就很好玩了，唐军的大铁钳不断收拢，同时发起火攻，将困在其中的倭国小渔船一点点挤压、焚毁。上千艘战船无法回旋腾挪，只能眼巴巴被挤碎挤扁或是烧成灰。《新唐书》中记载道：“唐军与倭军海战，‘四战皆克，焚四百船，海水为丹’。”
白江口一战后，百济彻底灭亡。不过此战更大的影响是井底之蛙倭国终于品尝了妄自尊大的恶果，从此在近一千年中不敢挑衅中国，亦不敢图谋朝鲜，并甘愿做小弟，不厌其烦地派遣遣唐使来大唐学习，直到日本战国末期另一个妄自尊大者丰成秀吉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