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将近两千多年历史中都是由儒家当道，在政治舞台上，诸子百家皆归于儒。唯一璀璨过的另外一个政治学派那便是法家。与儒家礼不下庶民，刑不上大夫之执政理念；法家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更是别树一帜。而历史上，作为太子，因为犯法而被责与庶民同罪的只有一人，那便是秦惠王。
秦惠文王（公元前356—前311年），即嬴驷。
战国时期秦国国君，即秦惠文王，秦孝公之子。嬴驷刚出生时，便刚好赶上了商鞅变法，商鞅作为铁腕强臣，在变法中从来就不避权贵。在第一次变法中，即（公元前356年）商鞅主持了第一次变法，在变法中，商鞅的变法条例相对的款式，相对侧重于自立更生与大开发，因此，虽然商鞅的变法不避权贵，但是对贵族的损害相对还算少，所以，尚达不到狗急跳墙的程度，诸多大臣也并没有太过激烈的反抗，从内心上，对于秦国的强大还是有一点的支持的。但是从公元前350年开始，商鞅的第二次变法开始了。
（一）废除贵族的井田制， “开阡陌封疆”，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
（二）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官僚机构；“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废除分封制，“凡三十一县” ，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
从这两条条例上来看，商鞅是动了老贵族的根，也就是说，秦国从此之后，将没有世袭贵族。这些法令一下来，便引起了所有贵族的强烈反对。
改革必然要触及既得利益，必然会遭到方方面面的反对。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维都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也便是改革会遭到阻力的真正原因。商鞅在这一次变法中，彻底的将贵族逼向绝路，于是，一场关于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便开始了。
这种事情在各朝各代中均有发生，商鞅通过铁腕治政的方式，逐一对贵族进行清剿削权，依法判罪。曾经一次性处决反变法官员七百余人，着实让所有的贵族收敛了一番。但是这种明争则转入了地下，于是，有人便撺掇当时的太子赢驷去犯法，这些贵族阶层只是为了一个投石问路，他们试图让太子去犯法，然后觉得太子犯法不可能被治罪，从而打破商鞅的法律平衡。于是，年轻的秦惠王便成了一次政治争斗的牺牲品。
于是，当时，深得秦孝公信任的商鞅说：“法令行不通在于宫室贵族的干扰。国君果真要实行法治，就要先从太子开始。这便是著名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