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记得两年前，阿巴斯来北京的时候，我们刚刚过完国庆小长假。那天，北京的风很大，我仿佛从梦里就能听见凛冽的风声，不知将我吹向何处。
于是，沉溺于睡懒觉的我，终于遗憾错过了整个人生中唯一一次见到阿巴斯的机会。
阿巴斯最后一部作品《24幅画面》
那天清晨在闹钟的催促声中狠狠裹紧被子的我，肯定不曾想过，恐怕再也没有机缘遇见阿巴斯了。而在此之前，我还跟朋友开玩笑说，当今在世导演中，有三位最爱戴墨镜，除了戈达尔和王家卫，属阿巴斯最不装逼。
而在马丁·斯科塞斯眼里，阿巴斯“是那种对这个世界拥有独特认知的少数艺术家”，他的眼睛永远是睁开的。
然而，最不装逼的阿巴斯就这样猝不及防撒手人寰，睁开的眼睛终于沉睡不醒。2016年7月4日凌晨，阿巴斯因癌症在巴黎去世，享年76岁。
这位被誉为当今世上最德高望重的伊朗电影大师，曾常年像扎根伊朗高原的老树，供后辈电影人乘凉倚靠。最终，孤独的老树悄然倒下，空余漫漫荒原，不免令人悲叹：伊朗电影将何去何从。
回望伊朗电影最荣耀的1997年，阿巴斯曾凭借《樱桃的滋味》荣获第50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与日本导演今村昌平的《鳗鱼》并列共享这份荣誉。
阿巴斯在这部电影中深刻探讨了自由与禁锢、生存与死亡的终极命题，而那个曾经备受争议的“间离”式结尾也早已成为影史伟大结尾之一。
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影片中的男主角巴迪与一位阿富汗守卫之间的对话，发人深省。他们站定在一栋种有绿植的木梯小楼前，巴迪感叹：“真是个好地方。”守卫说：“好吗？除了泥土和灰尘，什么都没有。”
巴迪反驳道：“你不认为泥土是好东西吗？泥土把所有的美好事物都赐予了我们。”守卫默然：“照你这么说，所有美好的事物也都要归于尘土。”
阿巴斯《樱桃的滋味》剧照
在这段关于“尘埃里也能开出花来”的对话中，阿巴斯非常巧妙地融入了他对生死的变相思考。正如《樱桃的滋味》片名寓意，樱桃好吃树难栽，旱涝都无法成活，但只要精心培育便能结出美味的果实。我们的人生，同样需要坚定的心，正如阿巴斯所言：“尽管我们是悲观主义者，但是活着不能没有希望。”
记忆中，阿巴斯最富盛名的导演代表作当属伊朗“村庄三部曲”，分别包括《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生生长流》以及《橄榄树下的情人》。至于那部拍于1990年的打破虚实界限的纪录电影《特写》，更被许多影迷誉为最伟大的伊朗电影，也是阿巴斯个人最爱的作品，堪称拍出了真正属于“灵魂的煎熬”。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1987）
《生生长流》（1991）
《橄榄树下的情人》（1994）
《特写》（1990）
遗憾的是，阿巴斯未完成的新片《杭州之恋》终于还是夭折了。阿巴斯的猝然去世，不免让人想起当年的希腊电影大师安哲，因车祸死在去片场的路上。这都是近几年的影史憾事，唏嘘叹惋之余，我也常会自私地想，但愿永远没有后辈电影人来“染指”大师们的这些未竟的遗作，未完成的恐怕才是最好的。
这个时代，果然不再有人迷信电影大师；尤其是在商业市场蒸蒸日上的中国，努力模仿好莱坞讲故事、拍类型片才是天经地义。于是，我常常听到“现在谁还提大师”、“大师早就不灵了”之类的言论。
这让我想起一位影友说的话，以前的导演视伯格曼、塔可夫斯基、阿巴斯为精神偶像，现在的电影人则更多以昆汀、诺兰、盖·里奇为人生导师。或许，这就是不同时代的区别吧。
阿巴斯去世前，很多影迷并不十分理解他为何来中国拍电影。这份不理解，我也曾对此感同身受，因为在中国这块每年滋生无数烂片的所谓接地气的土壤上，阿巴斯很有可能被迫“晚节不保”。
然而，正如伍迪·艾伦拍巴塞罗那、拍巴黎、拍罗马那样，或许阿巴斯也是饱藏着真诚的好奇心，试图寻找新的边界，铭记属于异国的片刻欢愉。
假如你看过阿巴斯的最后两部剧情长片，也许你就会明白，这部暂定名《杭州之恋》的未完成的电影，更多只是阿巴斯对伊朗外部疆域的又一次全新的探索，也是对他此前在托斯卡纳拍摄的《原样复制》、在日本东京拍摄的《如沐爱河》的风格延续。
假如阿巴斯还健在，他在拍完托斯卡纳、东京和杭州之后，是否还会瞄准其他城市呢？还真说不定。假如这个关于“伊朗留学生在杭州的爱情故事”真的顺利拍完，又会是怎样一番动人光景？
《原样复制》（2010）
《如沐爱河》（2012）
未完成才带来更多的追思。所幸，阿巴斯向来认为他的电影都是“半生产”作品，需要观众来共同完成，而根据不同观众的个人体验，常常能创造出比电影本身更多更好的美妙想象空间。正如他曾引用的戈达尔的话：“现实是一部没有拍好的电影。”而戈达尔对阿巴斯的评价也同样振聋发聩：“电影始于格里菲斯，止于阿巴斯。”
作为伊朗电影复兴的最大功臣，阿巴斯无疑是当仁不让的灵魂人物。难得的是，他的电影灵魂绝不仅仅局限于伊朗，从一开始就极具世界性。
阿巴斯的电影创作生涯始于1970年，他的短片处女作品《面包与小巷》便是关于儿童题材，小孩子与流浪狗的对峙与和解，充满天真质朴的童趣。在此之后，阿巴斯又接连拍了《课间休息》、《经验》、《过客》等数部儿童短片，其中《过客》中对于小主角内心世界的刻画令人印象至深。
《面包与小巷》（1970）
《过客》（1974）
为何阿巴斯要着力开拓伊朗儿童电影的疆土？其中一方面，与他当时在伊朗青幼年智力发展机构工作有关；另外一方面，也逃不开伊朗政教合一背景下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比其他极权主义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
直到辉煌的1987年，阿巴斯拍出了伊朗影史上最重要的一部儿童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荣获当年第42届戛纳电影节艺术电影奖。从此，阿巴斯成功把伊朗儿童电影带向了全世界。孩童纯真的情感，简单质朴的故事，温暖动人的构图；极力捍卫长镜头对安静凝视的尊严；以及对小主角们人道主义式的关爱。
阿巴斯《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剧照
回望阿巴斯早期的电影作品，几乎都逃不开对儿童精神世界的寻求与探索。从1989年的《家庭作业》到1991年的《生生长流》，以及由他参与编剧的《白气球》《钥匙》《让风带着我起飞》等，总能在以小见大的叙事中发现生命的美好。
贾法·帕纳西执导、阿巴斯编剧的《白气球》是其中非常出色的一部。这部诞生于1995年的伊朗儿童电影，也是伴随我长大的重要烙印之一。印象中，国内青年导演李睿珺后来在拍《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时，就曾有意致敬了“白气球”这个重要意象。
在《白气球》中，我看到来来往往的耍蛇老头、金鱼老板、倔裁缝、年轻士兵、骑自行车的男孩，每个人都有着善良温厚的内心；而对于裹白头巾的伊朗小女孩来说，那些在大人们眼里微不足道的小事，对小孩子却非常重要。阿巴斯另一部关注教育体制的《家庭作业》同样探讨了这个问题，大人们自以为多么不值一提的事情，却其实悄然毁灭着所有孩子的一生。
与许多伟大艺术家一样，阿巴斯同样兼具多重身份，除了电影导演之外，他还是极具造诣的诗人、画家和摄影师。他在他的诗句中这样形容自己：“至今多年/我都似/稻叶的刃/悬在四季间。”这番意境宛如《随风而逝》中那片漫无边际的麦田。他还说，自己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画家或摄影师，而只是“想以某种方式让那些热情或者痛苦的时刻变成永恒”。
在拍摄《橄榄树下的情人》时，阿巴斯曾经真正感受到电影的魔力。当掠过伊朗高原的风吹拂大片麦田时，阿巴斯用摄像机镜头捕捉到了这股力量。在他看来，面对画布时，他往往无法表现麦田的风往哪个方向吹，可是在电影中就容易多了。
阿巴斯《橄榄树下的情人》剧照
1990年的伊朗大地震后，阿巴斯将这份力量投注到一场世界性的寻找中。借由寻找《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的小主角的漫漫旅程，阿巴斯拍出了无比动人心魄的《生生长流》。静默远观的长镜头轻轻掠过无助的人群，却并非一味悲天悯人，而是在地震废墟中升腾出一座独属于伊朗人民的精神家园。山风流淌而过，死者往已，生者路续前行。
阿巴斯《生生长流》海报
而那部拍于1999年的《随风而逝》同样如此，捕风捉影背后关于生命的质问，总会在片刻犹疑之后最终尘埃落定，只有风继续流淌不息。与1997年《樱桃的滋味》所探寻的死亡主题一样，《随风而逝》中那具在山顶挖出的人骨，就像是对两年前那场自我埋葬的唏嘘反馈。
关于死亡，恐怕阿巴斯比任何人都想得释然。只有在面对大地震时，他才会说出那样的话：活着的人最怕什么？最怕闭上眼睛后再也无法醒来。
阿巴斯《随风而逝》剧照
众所周知，阿巴斯电影中常常出现标志性的道路长镜头，主角们如蝼蚁般爬行在蜿蜒曲折的路途中，周围是大面积的荒野或者麦田，比如《生生长流》中的高原凝视，比如《随风而逝》中的麦田结尾，比如《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小男孩阿默德奔跑过的山丘。而这些镜头中蜿蜒曲折的道路，就像是被伊朗高原的风吹拂出来的形状，赋予生活以原生态的宿命。
阿巴斯曾说，在他长达近半个世纪的观影生涯中，其实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一部所谓的“真实电影”。阿巴斯眼里的电影院就像一个地球村，抛开语言的壁垒，镜头语言本身便是全世界共通的存在。
他说，相比布列松和德莱叶的电影，他还是更爱伊朗著名导演苏赫拉比·沙希德·萨尔德的《简单的事件》，他永远无法忘记电影里那个喝百事可乐、逛服装店的孩子。
而阿巴斯自己的电影，即使拍的是遥远的伊朗乡野，也都充分展现了麦克鲁汉的“地球村”概念，以及世界大融合背景下不可避免的疏离、隔绝、免疫。
想必，这也是阿巴斯之所以走出伊朗拍电影的原因。托斯卡纳之于《原样复制》，东京之于《如沐爱河》，杭州之于《杭州之恋》，无疑都背负着阿巴斯对“地球村”的探索诉求。
至于电影院本身以及对电影本质的探寻，阿巴斯早已在2008年的《希林公主》中道尽了所有。这是一部将视线脱离开银幕、转而把镜头对准观众本身的实验长片，就像一堂“阿巴斯情绪特写下的听力课”。
阿巴斯《希林公主》剧照
有人说，这是阿巴斯对前辈大师伯格曼《魔笛》的一次致敬。正如阿巴斯告诉我们的，不一定有画面的故事才叫电影，听觉的盛宴，也是一种电影。更何况，镜头下这些女演员欢笑或流泪的瞳孔，又何尝不是一座座细小的电影院呢？
不通过虚构，或许我们永远无法接近某种真实。谁也不曾告诉我，男主角巴迪在《樱桃的滋味》结尾处是否真的已经死去，即便有人给我千真万确的答案，我也终归不会轻易相信。那一刻，通过巴迪的眼睛，我看到参观博物馆的孩子们成群涌过镜头，飞机掠过天空拉出一道白烟，月亮在低沉漂浮的乌云间来回穿梭，继而电闪雷鸣、暴雨倾盆。
阿巴斯《樱桃的滋味》剧照
随之，眼前一片漆黑，直到整个世界被摄影机运转的白昼拧亮。阿巴斯扮演上帝，亲自出现在电影《樱桃的滋味》片场，摄影师和录音师各自忙碌着，远处是士兵们演习的呐喊声。那还是年代久远的1997年，距离阿巴斯真正去世还有将近20年。
电影《樱桃的滋味》男主角
那枚小小的樱桃是否拯救了一颗自杀的心，我并不关切。我只想知道，那个看似狡猾、却无比真诚的阿巴斯，他之所以找一个如此像他自己的演员来演男主，是否是对自己未来葬礼的一场预演？
我始终觉得，阿巴斯是用拍电影的方式导演了自己的死亡。而在我心里，即使他真的已然死去，但他的电影永远都不会死，因为大师的眼睛永远是睁开的。
阿巴斯与黑泽明的珍贵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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