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尔湖作为世界上容量最大、最深的淡水湖，东西宽度约48千米，南北长度636千米，冬季极寒，全湖冰封，在西伯利亚寒流的影响下最低可达零下30多度。至今，世界上只有七个人在冬季南北穿越贝加尔湖，徐江军是第七位，也是唯一一位中国人。
这次穿越，其实两年前便已经在徐江军的心中扎下了根。2015年7月的徐江军，进入户外徒步圈不过一年出头，之前的时间大多沉浸在飞盘这项运动当中并取得骄人的成绩，也还没有完成横穿美国、高加索地区以及韩国的壮举。
他完全是因为看到另一位英国探险家用7天时间行走120公里从东向西横穿了贝加尔湖，他就凭借自己的热情，为自己的探险之旅设计了一个远期的需要挑战的难题，选择南北走向，由利斯特维扬卡小镇出发，向北走到北贝加尔斯克，徒步700公里，穿越贝加尔湖。
徐江军穿越贝加尔湖的大致路线
而他也用手中的单反相机和Gopro，将自己穿越中的点滴记录下来，推出了32分钟的纪录片《穿越贝加尔湖》，在2017年6月11日，荣获班夫中国户外影像计划“最佳探险精神奖”。
这部纪录片的诞生更像是一种偶然。行程虽然完全是由徐江军自行确认，但纪录片的拍摄，完全由箭厂制片人郭容非所发起。在2016年12月底一篇讲述另一位户外探险家的深度报道中，其中提到了徐江军穿越贝加尔湖的探险计划，她当即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纪录片题材，才与徐江军建立联系，并提出这一纪录片拍摄计划。此时，距离徐江军启程前往俄罗斯开始准备工作已经只有半个月的时间。
其实在一开始，郭容非并没有强烈的信心。在她看来，这次拍摄“只能由徐江军自己完成，可行性不高”，而且徐江军在此之前，并没有太多拍摄纪录片的经验，拍回来的素材究竟能不能用，能用多少，都是未知。
当然，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这趟冒险本身。作为南方人，徐江军对于长期暴露在极寒条件中的冒险并没有太多切身的感受。虽然在过去的资料中能够找到不少曾经穿越过贝加尔湖的探险家的经验，但在严寒下，如此艰难的穿越，期间还要自己进行拍摄，而且器材设备在零下30度的天气里能否顺利使用，会发生什么意外，都很难预料。
好在，郭容非最担心的情况并没有发生，徐江军顺利完成穿越，拍摄的素材也十分精良。在徐江军出发前，他们只是进行了几次电话沟通，告诉他不用拍那种特别美的景色，更加需要把“自己的故事”放在首位，像朋友一样跟镜头对话，将自己的心路历程记录下来。
或许是因为徐江军在此之前已经有着丰富的户外纪录片观影经验，或许是他本来就有着很强的影像天赋，最终拍摄回来的素材令郭容非“很惊讶，非常激动”。最终32分钟的成片，是由不到10小时的素材剪辑而成。
这场探险的正式筹备，是在2016年7月开始的。虽然徐江军的不少朋友，都希望他2017年的冬天只是去俄罗斯试一试极寒天气，不要在这一次直接穿越，但他打定主意，“我等了两年了，不想再多等”。
从那开始，他做了不少相关的训练，在11月底用26天轮滑由首尔出发穿越韩国到达釜山就是其中之一。不过当时的温度仅仅处于0度左右，依然有着非常明显的差距。
贝加尔湖的“黑冰”
当然，最重要的训练，是在2017年1月17日提前去到俄罗斯，进行适应性训练。在冰窟窿里冬泳、与俄罗斯同伴Fyodor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去野外露营，并前往贝加尔湖实地进行尝试并学习如何分辨冰面，都是徐江军在正式探险前不能缺少的课题。
徐江军也坦言，其实自己踏上征途时，这几个月的准备是否够用，心理也没底。“我自己出发之前也不清楚准备是否充分。而且我用几个月完成，并不代表别人也可以，毕竟我在之前还有不少徒步旅行的基础，承受能力比一般人高很多。”
不过这些肉体上的磨炼，都化为了《穿越贝加尔湖》中他出发时在镜头前洋溢起来的笑脸。
电池是徐江军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单反相机在途中无法充电，为了拍摄出完备的视频素材，他带了10块Gopro电池，还带了太阳能充电宝以防万一，但在极寒的天气中锂电池的电量会急速下降，手机掏出来百分百关机，他只能将电池都放在羽绒裤的口袋里，用的时候再拿出来。
由于带着厚手套，掏电池和操作Gopro的动作变得格外困难，外加只带了一块64G的存储卡，也限制了素材量，“我想好了每天要录些什么，每天大约也就录个6分钟左右”。
在徐江军的镜头中，他也很好的贯彻了之前郭容非向他介绍的“拍出自己内心的感受和故事”，比如刚开始不久的用雪刷牙让牙变白的镜头，以及他和Fyodor跨越危险的碎冰区的片段，很快将他那坚毅而风趣的形象通过镜头呈现出来。
不过，更大的难题来自于队友的退出。Fyodor是当地一名大学的老师，虽然身强力壮且在冰雪世界中经验丰富，但是在出发前还是百密一疏，忘了带雪镜，而他们行程的前半段，贝加尔湖几乎都在下雪，他患上严重雪盲，在中转地胡日尔村时，不得不退出整个行程。
大雪纷飞的贝加尔湖，分辨不出东南西北、上下左右
虽然由于当时的情况，徐江军没有办法将他们当时的商讨情况，通过镜头记录下来，不过从他的叙述中，也能感受到他的无奈，甚至一丝恐惧，正如他所说，“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一个人能够穿越贝加尔湖”。
不过徐江军也坦言，Fyodor穿越的决心本来就没有他强烈，毕竟他是当地人，每年都能来几次。当他提出眼睛疼流眼泪时，徐江军就猜想到他估计不会走完全程了。
虽然徐江军与Fyodor是通过好友介绍，在冒险开始前才刚刚认识的，但通过此前的几次适应性训练，也算一定程度上摸着了这名俄罗斯人的脾气。
在徐江军看来，Fyodor与他在穿越高加索地区时的加拿大伙伴完全不同，加拿大人更加敏感，当伙伴有一些不适或者需求时，都会很快发现并且进行安慰，比如停下喝水，或者哪里不舒服需要休息等。
俄罗斯人Fyodor完全不会这样，穿XXXXL衣服的他本身便壮的“打得过熊”，更认为口渴停下喝水这样的事情“不符合道理”，觉得“要忍受痛苦，要坚强”，也不像中国伙伴会有团队意识等一等同伴，他通常都会自顾自地往前面走。
跨越碎冰区是二人少有的合作时刻
更有意思的是，两部对讲机都被Fyodor收在行李里，徐江军和Fyodor在路上如果走散，根本无法联系对方，徐江军只能通过脚印寻找Fyodor。只有在风雪很大时，Fyodor觉得徐江军可能无法找到他，才会停下来等一等。
Fyodor退出之后，剩下的一半路程350公里，成为徐江军一个人在无人区的行程。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是否决定一个人走下去，就是他整个旅程中遭遇的最大的困难。
“对冰不是很有信心的情况下，决定一个人走下去，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只要踏上了一块薄冰，掉下去就完蛋了，其他人就算来找，都不知道我死在哪个地方。这个决定是对不起家人的，但是如果不走，我也觉得对不起我自己。”
在启程穿越贝加尔湖之前，徐江军其实已经写下了一封遗书，并将自己的个人资料都在家人处妥善保管。或许只有这样巨大的决心，才能有可能真的在地狱一般的贝加尔湖上走完这23天的行程。
而他的家人，也从最初对徐江军的冒险行为的不理解，慢慢开始逐步接受，只希望他能平安回来，到现在的不支持也不反对，在他看来，这是“没办法的，做任何事情想要出成绩，都会有一定的牺牲”。
好在接下来的独行中，徐江军并没有再遭遇刚出发前几天时踩上薄冰那样的惊险情况，加上贝加尔湖北部更多的是冰面，降雪较少，能够滑冰前行，一切相对都还顺利。更多的恐惧，来自于人的心理层面。
在广袤的冰原下，冰与冰之间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猛烈的挤压，徐江军将这些每时每刻伴随着他的“叽叽嘎嘎”称为“打仗一样的声音”，尤其是晚上一个人躲在帐篷里时，就算自己知道这块冰面从理论上来说是安全的，也会产生非理性的恐惧。唯一克服的方式，就是放下自己“英雄”般的决心，将这一切都想象成自己生活的常态，去习惯、适应，熬过最后日复一日的行程。
徐江军终于安全抵达了终点北贝加尔斯克，但故事还没结束。在郭容非的建议下，他们在4月前往徐江军目前定居的厦门，再拍了一段对徐江军的采访，并拍摄了他来到沙滩上与朋友们玩飞盘的场景，真的会有朋友发现徐江军回来后的牙齿变白了。或许只有回到生活，才显得朋友与家人更加珍贵。
回到朋友身边的徐江军，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失去了一个努力的方向。“人力环绕地球一圈”这一伟大目标依然还在，只是完成了这一策划了两年的心愿，下次该去哪儿，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通过，还是未知，“也许去试试皮划艇穿越吧”。
自2016年10月成立以来，32分钟的《穿越贝加尔湖》是箭厂制作的最长的一部影片，也是首次将纪录片的形式与户外探险进行结合的成果。在徐江军的提议下，该片参与了班夫中国户外影像计划，并在昨天的颁奖典礼上，获得了由张雅欣、迈克尔·布朗、徐秋丽、刘勇和范立欣组成的评审团选出的“最佳探险精神奖”。
班夫中国户外影像计划颁奖典礼现场，左一为徐江军
在获奖影片的展映中，众位其他影片的主创及资深户外影像界人士一起观看了《穿越贝加尔湖》在内的多部电影。
在放映该片时，观众除了被银幕上贝加尔湖冬季冰雪皑皑的美景所震撼，更是切身处地地领略到徐江军在当时的快乐与恐惧，掌声与笑声此起彼伏。待展映结束，更有许多观众主动前来与徐江军交流。未来或许在户外影像方面，还有更多的可能，等待这名涉足户外领域不过四、五年的探险家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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