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原名戴春风,三十岁时,听到“革命朝气在黄埔”的说法,他就自改其名,取晋周处《风土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骑马,他日相逢君须下”之意立志,更名戴笠。戴笠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为北伐收集情报,一个人奔走四方。当时共事的同学徐亮回忆说:“人称戴笠是英雄,我以为是怪物。这种人醉心事业,连皮肉痛苦,都能忘记,非怪物而何?”
戴笠是爱国的,在淞沪抗战之前,国民党大员们在南京开会,休会的时候议论纷纷,戴笠很坚定地对其他人说,这次我们一定要打了。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问他,武器、经济都差得那么远,拿什么打呢?戴笠说:“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这句话给其他国民党人震动很大,后来成了军统对于抗日的经典论调。
戴笠和母亲
抗战时期,戴笠已位高权重,但他在淞沪抗战中,白天忙于组织对日情报战,并竭力建立军统武装别动队,协助正规军作战;晚上,他亲自坐车从上海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战况和进行情报分析。那时南京到上海铁路已经不通,汽车也只能灭灯行驶,日军飞机不断轰炸扫射,一路上时时如过鬼门关,他却犯险如常。抗战后期,戴笠屡次化装深入日伪区,布置情报工作。当时,日本人对他的人头悬赏金额,犹在对毛泽东悬赏之上。可以说,戴笠是一个干才。他率先破译日本将袭击珍珠港的情报,并报美军海军部,但被美军一笑置之。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军才意识到戴笠的厉害。还有一个说法是,周恩来在中共的会议上说:“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1942年戴笠为即将深入东南日战区的梅乐思示范将自己化装成为力夫。抗战胜利后,戴笠的能量已经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影响,甚至在美国陆、海军两大特工系统中引发了一场剧烈的争夺,目的只是为了谁能取得与这位中国政治杀手的特工技术合作权。由此,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当面向蒋介石提出,他要会见一下这位中国的神秘人物。蒋介石却始终不敢满足这位世界反法西斯领袖的“小小”愿望。
1946年3月17日,国民党内最有权力的二百七十名“中央执、监委员”集中在“军委会”重庆大礼堂里,参加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闭幕大会。大会已经连续开了十七天,围绕国民党从抗战时期转入战后的方针政策问题,争论得十分激烈。会议期间,有人喊出“打倒特务”的口号。共同的恐惧感,使这些原先自命不凡的“中央执、监委员”们不得不捐弃前嫌,暂时联合起来,向少将局长戴笠开战。由此,几乎是全国结成了一个反对特务的“统一战线”,一致把进攻的矛头对准“中国的希姆莱”戴笠。更让人想象不到的是,蒋介石居然对此十分认同。
此时,戴笠在政治上的地位很低。他不是“中央执、监委员”,所以他连参加这次六届二中全会的资格也没有。他甚至连国民党员也不是,在政府方面,他连部长、次长一类的政务官也没有当过。经“军事委员会”明文公布的职级,戴笠仅是一名副局长;由国民政府公布的军阶,他也只是个少将(戴的局长职级和中将军阶都是死后才公布的)。这似乎太不可思议了。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最后一天,这位政治杀手被蒋用“十二道金牌”从平津一带催逼起身,赶回重庆。但飞机在经过南京上空时失事,机上人员无一幸存,戴笠亦同机身亡。一场航空事故,结束了戴笠与二百七十位“中央执、监委员”的对峙,让所有紧张不安的对手们松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