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人黄建新
38年前，黄建新以编剧身份入行。直到现在，他仍保持着撰写剧本的能力和习惯。1985年首次独立执导《黑炮事件》一举成名，之后成为第五代导演中美学风格独特的一人。
他的作品数量不多，但一直坚持用电影和时代对话。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开始有了另一个身份——监制。通过与内地导演、香港导演、美国导演的合作，尤其是近年来票房炸弹型影片不断推出，黄建新渐渐成为业内公认的中国电影第一监制。
24日下午，在西直门附近的黄建新办公室，记者采访了他。那天，他谈兴甚浓，说古论今，与我们畅聊了两个半小时。
《建军大业》是一部“青春，热血”的战争片
黄建新监制，刘伟强执导的《建军大业》将于7月28日上映。
此前的《建国大业》（2009）和《建党伟业》（2011），黄建新都是导演之一。《建军大业》的生成，与前两部构成了“建国三部曲”。黄建新表示，前两部都属编年史，《建国大业》横跨四、五年，《建党伟业》横跨十多年，而此次《建军大业》的故事集中在1927年，差不多是从“四一二事变”到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这段时间。
黄建新将此片的关键词总结为：“燃，青春，热血，理想”。这其实是由剧中人的年龄决定的，当时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等人风华正茂，面对千疮百孔的旧中国，他们个个都是心怀救国之志的热血青年。从试映时不少90后观众的反应来看，他们欣然接受了这种新鲜感。
在此前发布的预告片中，你可以明显感觉到这是一部大场面“战争片”。我们知道，中国拍战争片，传统上是八一厂的烟火和爆炸班底最强，90年代初的三部《大决战》就是他们的手笔。而电影市场化以来，再拍大场面战争片，往往会借重邻国韩国的烟火团队，比如《集结号》。
黄建新说，“《建军大业》用的是香港的烟火团队，他们每天都在研究、更新技术，华语电影在这方面学得很快。现阶段的创作环境和创作者的欲望，使许多人无法沉心静气十年磨一剑。
但还是有一些专心于手艺的匠人们，达到了本专业的高水准。他们是行业的稀缺资源，这个大片里的活儿还没做完，下一部大片已经来邀约。”他相信，中国电影的市场容量足以使本土电影工业成长起来，现在已经走在良性积累的路上。
先导预告《建军大业》延续了前两部“数星星”的阵容配备。不仅有黄志忠、王景春等戏骨加盟，还有刘昊然、马天宇、欧豪、董子健等青年演员参与。黄建新对年轻演员的表现予以肯定，“开拍前，演员们统一进行军事集训，三十多度的太阳下，没有人喊苦。中暑的演员，第二天早上又来了。在骑马、打枪、匍匐前进等训练中，小鲜肉和流量明星都不娇气。”
黄建新透露，选择演员的标准便是“像”，团队开会分析剧本时，会依据与演员的谈话内容最后决定是否选用。细看之下，刘烨之于毛泽东，朱亚文之于周恩来，黄志忠之于朱德，王景春之于贺龙，刘昊然之于粟裕，等等，都还是有某种相似之处。
说到小鲜肉们在片中的表现，黄建新说了两个字：胜任。他认为，电影具备商品属性，在这个消费过程中，每个人享有平等的选择权，“在创作的角度，你可以直接批评作品。但在消费角度，骂观众是不合适的”。
纵观黄建新这几年监制的影片，从《智取威虎山》到《湄公河行动》到《建军大业》，用类型片迭加主旋律是明显的路向。“不管是徐克、林超贤，还是刘伟强导演，他们具备娴熟的类型片手艺，适合做这样的电影。”《建军大业》本身的热血气质也深深感染了刘伟强，他笃信片中“为理想奋斗献身”的故事，在创作中投入了巨大的热情。
该片自去年八月份开机，从开始拍摄的第一天至杀青的最后一天，几乎全部按照计划拍摄，连关机时间都是预先卡定的。在三个月的前期准备中，天气因素都提前被纳入预测与监控范围，遍及不同城市的五大团队各自开工，搭景按序完成，演员准时进出，工业化流水作业。
《建军大业》的顺利推进，相当程度上得益于黄建新作为监制所使用的一套标准化制作流程。
“中国好监制”的制作和创作秘诀
从1996年的《飞天》起，黄建新开始了监制之路。而他掌握了监制这一行当的诀窍，则是2002年与昆汀·塔伦蒂诺合作《杀死比尔》的时候。
此次合作使黄建新观察到了好莱坞如何通过财务表格控制电影生产。令他印象深刻的是，由于超时，有一个场景搭完没有拍，制片人表示，用船运回美国，能挤出时间就补拍，否则就不再用这个场景。
“我当时有些纳闷，这要是按中国人的习惯，导演要拍完就得拍完，没拍完不能撤景。我偷偷地问昆汀怎么回事，他说他也没办法”，讲到这里，黄建新形象地耸了耸肩。
从那时起，黄建新明白了，在好莱坞，再大牌的导演也要受制于严格的工业体系。这样虽然不保证产出杰出的作品，但可以保证生产效率和基本质量。深受启发的黄建新，将美国人复杂的财务报表做了中国式的简化，运用于之后的生产中。而他的这套表格，现在成了现在很多公司沿用的模本。
之后的《木乃伊3》也由黄建新担任中方监制，取景于上海和延庆。在《追风筝的人》《墨攻》《投名状》等影片的监制工作中，他逐步形成了成熟的体系。作为全透明的尊重投资者的财务体系，生产进度可以实时监控。
对监制来说，将具体数额锁定到计划中的每一个细节后，只需盯住机动费用即可。而后建立的采买体系——采买由投资方选择最信任的买家进行，其他人只负责加工和使用，也使财务工作简单明了。“我有两三个很好的制片人，都是按这个制度进行。当然也会批给制片主任一定的灵活金额，确保影片拍摄顺利。”
作为“中国好监制”，黄建新还提出了“挡住投资方”的说法。“有时导演对付不了投资方太多意见，毕竟投资方不是创作者，也不是管理者，而导演作为艺术家很敏感，七嘴八舌的意见会形成干扰”。
在他看来，监制需要充分了解导演，并为其尽力挡住影响其情绪的事情，“导演未剪完片子，我不会让投资者来看，为的就是保护导演的创造性不受影响，他的句式和结构里的含义需要完成。”
黄建新认为监制本质上就是制片人，他前面提到的工作流程也更多属于制作的范畴。实际上，黄建新不同于一般制片人的特性还在于他是编剧和导演出身的“制片人”，他可以和导演进行专业探讨，也可以通过编写剧本的方式来影响和把控创作方向。
黄建新表示，作为监制，他通常在艺术层面不会干涉导演，只是在影片长度上有所坚持。他回忆道，监制徐克导演的《智取威虎山》时，按照原计划，在成片之外还有一场“大打”，但考虑到拍摄可能超期，以及片长会达到三个小时的问题，黄建新与徐克商量并达成共识，删掉了那场打戏，把资金追加给夹皮沟大战，将影片控制在了2小时20分钟。
“每部戏做完我都会回溯”，黄建新说，“投资方看重我对生产进度的控制，当然还有市场上较高的成功率。有时候他们找我合作，我会说你把我不成功的作品也看一下，对你公平，对我也公平”。他爽朗地笑着说：“我是双子座，好奇心比较重。我爱尝试，不怕失败。”说起自己的导演作品都有一定的“先锋”气质，“这是天性，我不要抑制我的天性。只要你信任我，我就敢试，看有没有其他类型可以做。”
关于监制项目的选择，黄建新说，“文艺片找我做监制时，我基本都会回绝。”他解释道，前辈的建议或经验会影响到创作者内心的艺术世界。
一部小的文艺片，是创作者的世界。商业片，是大众的世界。主流电影制作需要监制，但文艺片则不需要过度介入。“当获取许多专业的高级的指导后，小的技巧也许会淹没最初的创作灵感。像《心迷宫》等年轻导演创作的低成本作品，是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完成的，如果投资商给的资金和辅导多了反而可能会拍不好。”
初心不灭，好奇不减
谈及当年喜欢上电影的契机，黄建新回忆说，当兵时，好友曾是图书管理员，每逢礼拜天一起玩时便会把图书馆打开。在书里，他感受到了蒙太奇理论的神奇。直至后来在西北大学念中文系时，遇见一位热爱电影的老师，他便常与老师交流。有一天，老师问他“要不要去电影厂”？如此，黄建新被介绍至西安电影制片厂。
从业近40年，原先在西影厂文学部，1997年后调入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后合并至中影集团。从编剧至导演，再到监制，黄建新一直没放下编剧的笔。多数情况下他用笔名创作，《智取威虎山》和《建军大业》的署名编剧“黄欣”其实就是黄建新。在他看来，“干好活儿”是最重要的。
经典的《黑炮事件》
8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影处在新时期以来第一波创作高潮的末端，出现了不同的电影表达手法。在大环境以现实主义题材为主的情况下，爱看理论与哲学书的黄建新对人类的“异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错位》和《黑炮事件》在现实主义外衣下略显先锋。直至《轮回》的镜像表达，他的电影都呈现出强烈的表现主义色彩。
90年代，黄建新去澳大利亚悉尼做访问学者，观看了大量纪录片后，他产生用新鲜手法记录中国人社会状态的想法，于是就有了《站直啰！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他坦诚地说，拍摄前面这些作品时都不需要分镜头脚本，在现场就有灵感。但拍摄后来的《五魁》，一部当时流行的民国背景的民俗电影时，便需要分镜头脚本。他说，“我发觉这可能是我的一个短板”。
从1999年到2005年，他导演了《说出你的秘密》《谁说我不在乎》《求求你表扬我》等写知识分子的影片。然后便是众所周知的《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这是他作为导演迄今为止的最后两部长片。
过去10年，黄建新大部分时间都做监制。他说，也曾想找所高校，将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年轻的学生们，“我的成功率还是大于失败率的”。
黄建新监制的电影《智取威虎山》
除了创作，黄建新还是两岸三地导演交流的积极推动者和参与者。从1992年的第一届三地导演研讨会至今年的大理研讨会，他是少数几个“全勤”的与会者之一。2003年到2011年，他担任了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为三地电影融合和交流做出巨大贡献。
在他办公室的柜子上，摆放着1992年首届研讨会时的珍贵合影。“1992年，我们在徐克家中第一次进行了关于《智取威虎山》的讨论，后来我们一起做了这件事。”
在他看来，作者电影永远是导演的艺术，商业电影更加复杂。比如未来电影，没有CG难以完成。导演如同乐队指挥，编剧有点像音乐作曲。他说，电影工业日渐庞大，受科学技术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因为我们的工业总追在别人后头，不是尖端的，所以我们总往回看，在人际关系里探寻，对未来电影不敏感。”
过去15年，中国电影走过了靠武侠大片支撑市场和小成本喜剧/爱情片打天下的两个阶段，现在面临好莱坞商业巨制的冲击，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黄建新说，“中国电影如果不做主流电影和工业大片，还将面对体量不够的处境。
我们不仅要看到好莱坞的视觉奇观，还要看到对方对未来维度的文化追索。美国电影工业极具包容性，中国电影也应该秉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在互联网语境下催生更多元、丰富的类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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