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艺人的专访总会被安排在电影发布会结束后当天完成。数十家媒体候在休息室外分秒必争，点到名字就进去填满被访者的20分钟，像极了Q&A的工业流水线。时间就是金钱，尤其在这个行业。显然，梁家辉不想这样。
为配合4月15日上映的新片《冰河追凶》的宣传，他不但提前两天抵京，把所有的采访分散排在前后三天，且为有拍照需要的每家媒体，都准备了不同的穿搭：黄色、橙色、黑色、荧光绿……也许只是简单地换了件毛衫，对他来讲再简单不过，却能感受到他的细腻心思，早先关于他被拍到逛名店豪买四件同款衫的新闻此时似乎也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在每家媒体采访前，他都会主动迎上来握手，一句“你好，我是梁家辉”，让你忽然意识到何为职业间的平等，那不是联手制造坊间八卦的明星和娱记，而是回归到相互尊重的演员和记者。
在娱乐至死和纸媒被屡屡唱衰的大环境下，有太多明星懂得“拿捏分寸”，只要没有摄像机摆在面前可以全程玩手机连头也不抬，“你好”“谢谢”“再见”这样的基本礼貌用语更是没见过，不论是不是真的红，都恨不得把这五个字贴在脸上：“我是大明星！”。所以，请原谅这刻我的大惊小怪，很想用德艺双馨的表演艺术家来形容他，可能听起来有点老掉牙，但放在梁家辉身上丝毫不过分。
在这个奇葩成灾的娱乐圈里，他是珍稀动物。就像所有阴差阳错成名的故事一样，梁家辉与刘德华本来都是陪同学去考TVB训练班，结果两个同学都没考上，他俩却成为香港无线电视台第10期艺员训练班的同学。
“那个时候在学校，我跟华仔，还有另一个同学戴志伟，我们都是3A生，表演、唱歌、主持都是满分A，他们叫我们三条A”。但，艺员训练班他并没有毕业，他说自己是个“总犯规的学生”，“念到九个月的时候，TVB要求签合约，一签就是八年的长约，而且薪水很低。我那时候其实在片场也玩过，经常去做路人甲，一个电视剧里可以演八个角色，当完兵当贼，当完贼还可以当天神，我跟刘德华还拍过《无双谱》，两个人骑一匹马当山贼追李司棋，还有动作戏，反正是过瘾了。
因为那时候还年轻，不到23岁，觉得如果一签八年，约满的时候已经31岁了，就觉得不是浪费时间，而是看不到前景。我们是第10期训练班，前面从第1届到第9届很多师兄师姐，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出来当主角，你很有可能就变成一个路人甲，解约后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到时候就好像从监狱出来一样，也没前途，因为你没干过别的工作，也接受不了这个社会，所以就觉得我不应该再这样待下去，就自己出来了。”
离开TVB之后，他已经不再去想当演员的事情了。“想自己当老板，想学有所用”，就办了这本只出了一期的少女时装杂志，40多页，叫《La Bouche》（法文，意为银唇），提到这个名字，他有点忍不住的兴奋，“法国名，很厉害的，浪漫主义”。
因为是学平面设计出身，喜欢摆弄相机和暗房，整本杂志从采访、摄影、编辑、拉广告到督印，都由梁家辉一人包办，在香港话里这叫“一脚踢”，一半是彩印，成本减到最低，“把毕生的积蓄全投了进去”，可惜广告收益并不好，只找到封底一个皮草广告，因此成了绝本，“亏得很惨，找不到广告商，没办法再出下一期，光有内容没用”。
梁家辉回忆，那个时候香港刚开始在时尚方面有点进步，女孩子很流行看这类杂志，但很多资料都是从日本杂志翻译过来的，比如街拍、化妆、美甲，经常用明星或者是名媛做模特或封面。“我觉得找电视、电影明星来做要花钱，干脆我这个少女杂志就找一些有内容、有故事的女孩来做封面女郎”，也就是李翰祥的女儿李殿朗，正是因为这段交情，梁家辉被李翰祥赏识拍《垂帘听政》那一年 每天都去故宫打卡，那美！
1982年，梁家辉第一次来北京，跟着李翰祥导演在故宫拍《垂帘听政》。这部混杂着天分与幸运的大银幕处女作，让他收获了人生的第一尊金像奖影帝，他却谦逊地说，那时自己还不懂演戏。
作为最早到内地拍戏的香港演员之一，他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样对这块土地有任何好奇，原来，此前他每月都会跟爸爸一起往返广州、香港，在内地物质还很匮乏的时代，带着衣服、油、肉、布等生活必需品，去探望当地的表亲，所以对内地的印象始终有广州在不断更新。但对于北京，这个从未踏足过的首都，他仍满是兴奋。“一出机场，就觉得跟香港完全是两回事，尤其头一个礼拜，我觉得北京是没有人住的，因为路上根本没见到人。
拍戏的时候，我们早上六点从住的国营宾馆出发，街上偶尔能看到几辆自行车，最多的是驴车，拉着大白菜进城。街道很宽，但就是没人。”回想起当初的北京，他用古朴来形容，“建筑物不是很高，长安街、火车站那边全是四合院和胡同。偶有一台汽车过去，也是那种老式红旗车。
所以那个时候对北京的印象是安静，感觉这就是首都，怪不得路那么宽。”《垂帘听政》一拍就是一年多，梁家辉就这么天天一大早去故宫打卡。在金水桥边看完升旗，从正门进去拍戏，“太阳刚升起来的故宫、夜晚的故宫，我全看遍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开放那些大戏台，没有游客，所以故宫的每一个角落我都走过。”
被问及夜晚拍戏时，有没有遇到灵异事件，他嘻嘻一笑，满脸小傲娇，“怎么会？你知道故宫的夜景有多美吗？你知道故宫没人时，那种气派磅礴的感觉吗？”那台湾的故宫呢？“北京故宫是从明代留下来的一直到清末，没有改变过它任何的建筑格局。
只是不同的宫殿，在不同的朝代起着不同的作用而已”，“梁老师”为我们悉心科普，“台北故宫完全就是为了存放从这边故宫带过去的文物，所以格局比较小，是浓缩版，跟北京故宫根本没法比。”
回想他最后一次来北京故宫的经历，定格在1985年李翰祥执导的《火龙》。谈及后来之所以没有再来的原因，他笑着说，“因为现在人越来越多，如果我跑故宫被认出来的话，那我就变成故宫的一景了，也成了一个展品。人家肯定是拍我，不拍文物，会抢故宫里文物的风头。”
关于梁家辉当年被台湾文化局封杀的传闻有很多，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因为当年台湾曾是香港最主要的电影市场和电影资金来源之处，所以，但凡在内地拍过电影的演员，在台湾一律封杀。由于1983年的《火烧圆明园》是香港与大陆合拍，梁家辉成了目标，被逼写悔过书，他坚决抵抗，于是由他主演的电影一律不准进台湾影院，台湾一封杀，香港就再没人找梁家辉拍片了，他不可避免地失业了。
1985年，也就是拿了金像奖影帝的第二年，他一份片约也没有。闲来无事可做，就与朋友跑到夜市摆地摊，卖自己做的皮手镯。即使现在想起来，他都不觉得那段时间是人生的低潮，也从没有为此而担心。“过去我也不是个追求学问的学生，但我爸比较开明，他曾说，如果你真的不想念书，你就跟我说，去学一门手艺，不当白领也可以当个蓝领，但必须是一个技术工人。其实，我爸爸妈妈一直给我灌输的都是这样的价值观，先不要放弃自己，不要想这是低谷、人生要完蛋了。
不会，你的命还在，只要你一天不死，就总有机会让你冲刺，总有一天你的头是可以冒出来的。”他引用了《我要成名》里自己的一句对白，在戏里他是说给想放弃演员梦的刘青云，某种程度上那也是他自己的心声，“在大海里面，要你往下沉的话，你放弃了，你就沉下去了。你要不停地踩水，你要不停地努力，拼命把头冒出来，总有人看到你的头在水面。
总有一天，有出头天”。梁家辉与太太江嘉年正是在他摆地摊的那段时期相识的。那时女方在香港电台担任制作人，听说了梁家辉的遭遇，为其不平。她看过梁家辉的影片，认为他是不可多得的实力派演员，于是打电话给他，问他愿不愿意参加广播剧的录制，梁家辉欣然答应。正是这段工作经历，助推了二人最终走到一起。两人交往了半年之后，准备结婚。
为了婚礼梁家辉花完了银行账户里仅有的8000多元港币，其中买戒指花了800元港币，剩下的用在了蜜月套房的那两桌喜酒上。谈及此事，他并不觉得那时一穷二白的自己会让妻子的安全感降低，“我不会让她难过，我们的感情和幸福不是建立在金钱上的。”
为了不让父母知道，省得喜酒钱还要父母出，他和太太办了一个小范围的秘密婚礼，两人各自的妹妹担当了证婚人，梁家辉自己画了一张结婚证，他笑言“比政府的那张还好看，我们都很满意”。后来随着经济生活日渐富足，为补偿太太，他们每十年都会换一次结婚戒指，“就好像每十年我们的感情都会翻新一次”。
有时戴在手上，有时挂在项链上，但前不久不小心弄丢了他们的第三枚戒指，“因为工作关系要挂麦，不得不摘下来，放到口袋里，然后就丢了，也不知怎么丢的”。现在，他已经有第四枚戒指了，是枚再简单不过的银戒指，“希望不会再丢”。至于那张手绘结婚证，和后来补领的真证书卷在一起，放在家里杂物柜中，“证书也就是那么回事，只是一个你不会丢掉的东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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