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富婆当马桶 在烟台被富婆包养的日子 帮一富婆修马桶(图文无关)
我出生在湖北阳新县富池镇的穷山沟里。1995年9月我考进了武汉一所着名的理工类大学,是村里的第一个正儿八经的大学生。我的家穷,妈在公路边摆了个修鞋摊,爸爸种田,一年微薄的收入供我和两个妹妹读书实在不行。
1998年夏天的洪水给我家以致命的打击。农田被水冲走了,大半年的辛勤劳动泡了汤。我带着家里东拼西凑的二千多元钱到学校,心里很不是滋味:自己这么大了,应为家里着想。我决定打工,反正大四是实习,做论文,找工作。
于是,我决心南下,去深圳城市试一试...
这一试,也牵出了下面这段令我终生难忘的经历...
美色诱惑
到了深圳,我见到了张勇。张勇是湖北人,来深圳一年多了,一直在《深圳商报》社八卦岭发行站工作,生活质量还可以,他十分友善,管我住和吃。每天早上还弄些报回来,在报上帮我找求职信息。
过了半个月,经过无数次求职,我被一家不大不小的服装公司相中。公司老板姓魏,是个女的,看上去挺年轻,公司管理层的人都叫她“魏姐”。我去应聘的那天,碰巧魏总也在,她随便问了一些怪怪的问题,什么怎样约一个陌生女孩出来约会、什么你会给你的女友挑什么样的衣服等等,我虽没经历过这些,但小说看得多,自己想象力也还好,因此对答如流,还有些巧妙的创意。
这年10月16日,我开始在这里上班,公司要求男员工都是西装革履。我只好找张勇借钱买了一套水货的,没料到第二天就被魏总训了一通。她语气平和地问我家里条件怎样及在深圳是否有亲戚朋友?我这人不会撒谎,只好结结巴巴把自己的情况如实地说了,魏总说:“你要注重公司形象,必须穿戴讲究。还有,你要想办法锻炼自己的口才。”随后,她叫来一位小姐,给了她一张信用卡,让她带我去买衣服。我当时觉得十分难受,心里发誓一定要在深圳混出个人样来。每天晚上,我对着镜子大声练习普通话,然后和张勇去逛街,和别人砍价,和陌生人聊天。一个月下来,我似乎变了个人。我也从文员升为办公室科长,这个职位很适合我,主要是协调公司内部的工作,起草一些管理制度之类的文件。我在大学读的是文科,文学功底较好,所以做起来十分轻松,深受魏总赏识。
11月中旬,我被调到魏总身边做秘书,开始我不习惯,魏总说:“这里不是内地,在深圳没男女之别。”于是我也开始叫她“魏姐”。后来魏姐经常带我一起和顾客谈生意,在酒席间我总是为魏姐代饮一杯一杯的敬酒,这使我深深体会到一个女人在生意场上拼斗真不容易。顿时,对她产生了同情。我把自己的工作干得漂漂亮亮,有时也单独替魏姐去应付一些无聊的应酬。在深圳这地方,是一夜可以成为乞丐,一夜也可变成富豪...
有天魏姐从香港出差回来,兴致很好,亲自开着莹色宝马,带着我驶向郊外。车子开进一个叫晶远的度假村,又在第三幢别墅前停下。我给魏总开车门的那一刹那,魏总笑道:“今晚好好放松一下。”又引着我进去,一进门,我被眼前的奢华给惊呆。我随魏总上了二楼,一间卧室里摆了一小桌佳肴,还是热的,看来魏总早已精心布置了。魏总说:“今天晚上我们把所有的身份和背景抛开,只当两人是好朋友来谈心。”
魏总一边喝酒一边讲述她的经历,她是孤儿,有两次失败的婚姻,都是丈夫在外面金屋藏娇。“男人有钱就变坏,都在我身上应验了。”讲着讲着,魏总葡萄酒喝了一杯又一杯。我为之感动,也大口大口喝酒来发泄苦闷。后来,魏总去了浴室,不一会儿又叫我去帮帮她。我一进去,一股柠檬香波扑面而来,魏总躺在浴池里,除了头露在外面其余一身都被泡沫覆盖着。她让我给她揉背。我慌了神,哪知魏总一下抱住我,疯狂地吻起来,且脱我的衣服。这时,我什么也不顾,和魏总一起睡在浴池里,抚摸她的身体,疯狂地做爱。那天晚上太销魂了。以后,魏总常常带我来晶远别墅。魏总说:“这么多男人,只有你最纯最有同情心,我只信任你一个,那些男人只图我的钱财,我看多了。”每次云雨过后魏总都给我一张千元以上的支票。我不要,不想出卖自己的肉体,和她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但魏总说:“不要太在意,男人在外没有几个钱会很可怜的。”
我的思想也慢慢起了变化,不知是魏姐改变了我,还是深圳在慢慢改变我,还是别的某些方面在改变了我,我感觉我自己在变,变的自己都不认识了,也就有了接下来更痛苦难忘的经历...
被绑架到广州
生活就像一场戏,没有平静几个月,我又陷入一场大灾难。我是魏总的秘书,她到哪,我也跟到哪。魏总常和一群富太太交往,不要看她们富,大多数女人文化素质都很低,手上戴六七只大戒指,庸俗之极。
她们中有很多是别人的情妇,有的早已被抛弃,手上却有一笔可观的青春损失费;她们也养一些小男生做情人,我总觉得那是一种变态生活。魏总和她们交往,只是想凭她们的关系建立一些大客户。然而,我却倒霉了。
有位叫高姐的最喜欢和我聊天,和我谈什么词呀曲呀之类的,但听魏总说她惹不起。
高姐在沿海每个城市都有颇具规模的公司,且后台很硬。
正是这样一个女人,让我的生活全部改变了...也让我坠入了痛苦的深渊...
高姐见到我二三次后就开了七位数的价钱要魏总把我卖给她。我清楚地记得她说的是“卖”。魏总不高兴,又不好发作,只是说:“那是他个人的权利。”高姐来问我,我不肯,我认为魏总有恩与我,我不能弃她而去。还有高姐她们的生活让我胆颤心惊。
哪知高姐翻脸不认人,这从魏总公司的业绩下降很明显地反映出来了。公司眼看要陷入困境,我只好挺身而出。在我拨着高姐手机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是赴刑场就义一样。
第二天,我就被人接到高姐的寓所,从此我再也没见到魏总,只通了一次电话,我听到她很自责。果然不错,高姐性变态,我受不了。一个多月后,我试着逃走,哪知没走远,就被人从出租车里拖下来,绑架到广州。广州是高姐的“老巢”。我被关了几天后,又被带去见一位男老板,他看上去很正派,但没想到他是同性恋患者,高姐居然采取这种手段报复我。我只好回到高姐身边,学会了逢场作戏,等待机会逃走...
我再不能出卖自己
1999年4月,高姐的后台不知何因被另一黑帮暗杀,不少债主逼上家门,她只得卖几家公司,逃往美国。我就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了自由。我没有去找魏姐,听说她的公司运作很好,我也就放心了;我没有去找以前结识的朋友,免得又和魏姐发生联系,我开始漫长的流浪......